作者：余佩穎/周哲浩/李健華

編輯：陳暢/李墨天

出品：遠川研究所泛財經組

微信公眾號：遠川研究所（ID：caijingyanjiu）

美國學者傅高義（Ezra Vogel）在中國名聲大噪，多半是因為《鄧小平時代》。不過他最早在圈內聲名鵲起，其實是憑借對日本的研究。

1979年，傅高義把他對日本戰(zhàn)后經濟繁榮的思考匯集為《日本第一》一書，不僅在日本引發(fā)大規(guī)模討論，更是大大沖擊了美國人的自信。美國NBC電視臺專門搞了一個76分鐘的專題節(jié)目，標題酸味十足：If Japan Can, Why Can't We ?（如果日本都行，為啥我們不行？）

日本經濟自朝鮮戰(zhàn)爭后迎來高速發(fā)展，一邊是日本的家電、汽車遠銷歐美，普通人工資每年有10%~15%的增長，另外一邊是日本高級管理人員和新進員工的收入差距并不大，可謂貨真價實的“共同富裕”。當時日本人有超過九成自認中產，“一億總中流”的說法應運而生。

但歷史告訴我們：洋人的夸贊信不得，尤其對于東亞國家來說。

傅高義的書出版后，日本便在泡沫之路上遠走越遠。1989年12月，日經指數(shù)創(chuàng)下歷史新高后調頭直下，隨后泡沫崩潰房價腰斬，經濟進入失去二十年。對此傅老師早有準備，在2000年出版了《日本還是第一嗎》一書，里面專門論證了自己當年的判斷沒問題，版稅又賺到手軟。

《日本第一》和《日本還是第一嗎》，Ezra Vogel

日本人曾經倨傲的心氣兒，也在漫長的經濟寒冬里消耗殆盡。2000年之后，《窮忙族》《老后破產》等紀錄片以及《下流社會》之類的暢銷書在日本大火，主題都是一個字：喪。在《窮忙族》這部片子里，有一個扎心的靈魂拷問：為什么我工作這么努力，還是這么窮？

日本的問題并非只出現(xiàn)在日本。依靠出口導向貿易帶動經濟繁榮，通過政府主導的產業(yè)升級實現(xiàn)彎道超車，是東亞國家和地區(qū)戰(zhàn)后崛起的相同密碼。但伴隨“東亞模式”而來的，是資產泡沫、少子化老齡化、債務危機和全面蔓延的社會焦慮，這仿佛成了一道無可避免的詛咒。

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，韓國民眾在失業(yè)潮下?lián)p失慘重，但財閥卻在不斷固化社會階層，一部《寄生蟲》說盡了底層人民的心酸。1998年，一個臺灣工科博士用“痞子蔡”的筆名寫下小說《第一次親密接觸》，在大陸爆火，也宣告著臺灣地區(qū)“悶世代”的橫空出世。

三年后，入世談判在北京落槌，快遞小哥、流水線工人和謝頂?shù)某绦騿T成為了“中國奇跡”的底色。但在經歷了以“寒門貴子”、“消費降級”、“這輩子不可能打工”為代表的幾輪階層固化大討論后，中國網民利用漢字的博大精深，完美詮釋了年輕一代的不甘與失落——打工人。

從“平成廢宅”的戲謔，到“打工人”的自嘲，到底是時代洪流下一個不起眼的注腳，還是后發(fā)經濟體在歷史進程中的一種宿命？

日本鏡鑒：物欲喪失的世代

1964年夏天，日本女排在本土舉辦的奧運會上擊敗蘇聯(lián)摘得金牌，打破了歐美國家統(tǒng)治世界排壇的格局，比賽收視率居然高達80%。20年后，郎平領銜的中國女排在洛杉磯奧運會奪冠，日本片商Knack還特意制作了動畫片《東洋魔女》，回顧20年前日本女排的高光時刻。

彼時的日本逐漸走出戰(zhàn)后陰霾，在汽車和家電產業(yè)的帶動下，工業(yè)部門開始大量吸收勞動人口。1960年，日本政府提出“收入倍增計劃”，力圖在十年內將國民收入翻番，并在七年后提前完成目標。整個60年代，日本家庭的生活水平急速向歐美靠攏，經濟一片蒸蒸日上。

對日本來說，1964年的奧運會無疑是摘掉戰(zhàn)敗國帽子、重塑國家形象的絕佳機會。為了迎接奧運，日本政府提出六大禮儀規(guī)范，就連進機場也必須穿正裝[4]。奧運催生的大規(guī)?；A設施建設和消費熱潮，也為日本經濟創(chuàng)造了60年代的“奧林匹克景氣”（オリンピック景気）。

日本人民放風箏迎接奧運，1964年

70年代后，日本經濟更是一飛沖天，汽車遠銷歐美，DRAM把英特爾打到破產邊緣。傅高義老師出版《日本第一》的1979年，豐田汽車在美國狂攬200萬銷量，同期美國汽車在日本只賣出1.5萬輛。

經濟繁榮也反映在了彼時日本人意氣風發(fā)的心態(tài)上，日本學者野口悠紀雄曾在《戰(zhàn)后日本經濟史》這樣描述：“當我得知‘黃金時代’這個詞在歐洲意味著過去的榮光時，不禁有種奇妙的感覺，因為對60年代的日本人來說，誰都理所當然地認為，黃金時代是指未來的時代[2]”。

80年代，日本的繁榮到達頂點。人們一邊揮舞著鈔票在街邊打車，一邊把錢投到股票和房產上，資產不斷升值，并成為決定生活和消費方式的重要因素。為了抵擋日本的掃貨軍團，巴黎百貨公司不得不對持日本護照的游客實行限購，漫畫家崛田勝彥的《大媽團》便由此而來。

1989年1月，裕仁天皇逝世，日本邁入“平成”時代。本以為取自《史記》中“內平外成”的年號會是國家繁榮穩(wěn)定的開端，沒想到成為了一道分水嶺，見證了日本的劇烈陣痛。

那年12月29日，日經指數(shù)創(chuàng)下38957點歷史新高。5天后，《日本經濟新聞》綜合20位企業(yè)家的觀點預測：日經指數(shù)會在1990年漲到44000點。結果第二天，東京證交所股價全面走低，拉開了泡沫崩潰序幕[2]。

擁擠瘋狂的東京證券交易所，1987年

此后兩年，日本股市和地價暴跌，大部分日本家庭陷入巨額負資產危機，大批銀行企業(yè)破產倒閉。經此一役，日本國民財富損失高達1500萬億日元，相當于日本3年GDP總和。日本經濟進入“失去的二十年”衰退期。

辜朝明在《大衰退》中將這次危機總結為“資產負債表衰退”：《廣場協(xié)議》簽訂后，為了應對日元升值對出口的沖擊，日本政府通過了著名的《前川計劃》，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把經濟結構從出口導向轉為“內循環(huán)”，但央行的四次降息，反而推高了股市和房價。

為抑制資產泡沫，央行反過來四次加息，結果股市樓市雙雙崩盤。最終，高負債導致居民和企業(yè)為了還債拼命存錢，而不是消費或投資，進而引發(fā)經濟衰退。

衰退長久地改變了日本年輕一代的心態(tài)，2004年，日本大學生就業(yè)率僅為56%，BBC的紀錄片《Sexless in Japan》里，日本18到34歲的年輕男性中處男率高達43%，另外有64%的人是單身狗?！兜陀鐣返淖髡叽笄把幸恢苯亓水?shù)陌哑匠蓵r代的年輕人定義為：

“物欲和發(fā)跡欲喪失的世代”。

雖然沒有“打工人”這樣的神來之筆，但日本人民創(chuàng)造了一個更加扎心的詞匯——“過勞死（Karoshi）”，與之對應的還有“過勞自殺（Karōjisatsu）”等靈魂詞匯。從1990年到2007年，日本民間組織“Karoshi熱線網絡”每年都會接到400多個求助電話。

地鐵站打盹的日本上班族，2017年

更多人的選擇是徹底躺平，2016年的日劇《逃避可恥但有用》在中日韓同時大熱，完美詮釋了“奮斗不一定成功，不奮斗一定很爽”的人生哲理。

漢江奇跡：流水的總統(tǒng)，鐵打的財閥

相比日本人嘴上過勞死實際在躺平，韓國人民一直以東亞地獄模式NO.1著稱。在韓國，也有一個專門的詞匯“Gwarosa”（？？？）來形容本國的內卷現(xiàn)狀，韓國人年均工作時長一度達到3000小時，足以讓當今國內的福報人汗顏。

2011年11月，韓國一位18歲考生捅死了自己的母親，在房間藏尸8個月，舉國嘩然。后來的調查結果也讓人唏噓不已：在全國70萬考生參加的?？贾?，該考生排名4000左右，他向母親慌稱自己排在62名。沒想到母親并不滿意，并勒令他下次必須考第一名。由于擔心母親去學校核查成績，考生痛下殺手。

在韓國，首爾大學、高麗大學、延世大學三所頂級高校被稱為SKY，踏入SKY，就意味著更好的工作機會、人脈資源甚至是婚戀對象。與之對應，三星每年大約會吸引10萬人來應招，但錄取率只有5%。光是三星面試培訓，在韓國就是門大生意。

韓國駐華大使張夏成曾經寫過一本書，名字叫《韓國式資本主義》，但比書名更刺激的是副標題——韓國民眾的吶喊：韓國經濟發(fā)展與我們無關，究竟誰成為受益者？就差直接把“財閥”兩個字懟在后面了。

縱觀韓國經濟史，會發(fā)現(xiàn)如今有如過街老鼠的財閥，其實是韓國走向漢江奇跡，躋身亞洲四小龍的重要功臣。在很長一段時間里，韓國財閥的最大特點，便是與青瓦臺總統(tǒng)府說不清道不明的關系。

韓國國父李承晚與三星創(chuàng)始人李秉喆的父親是故交，樸正熙與現(xiàn)代集團的創(chuàng)始人鄭周永私交甚篤，剛進監(jiān)獄的李明博，上臺前在現(xiàn)代集團工作了27年。1976年，樸正熙把連續(xù)虧損37年的韓國機械交給了金宇中的大宇集團，而金宇中的父親恰好是樸正熙的恩師。

裙帶關系成了漢江奇跡的底色，依靠政變上臺的樸正熙長期勒令銀行向財閥發(fā)放低息甚至負利率貸款，誰不聽話誰坐牢。拿了貸款的財閥必須擴大生產，完成政府規(guī)定的出口任務，否則貸款就會減少。在這種模式下，整個國家變成了一臺出口創(chuàng)匯機器。

上世紀60到70年代，韓國年均出口復合增速高達45%。一方面，政府需要財閥帶動經濟，但另一方面，財閥也得聽從政府號令——現(xiàn)代集團的鄭周永本不想涉足造船業(yè)，但樸正熙笑里藏刀的一句“如果你只是想做些簡單的事，我會表示理解[9]”，嚇得鄭周永直接飛到歐洲找投資。

全斗煥上臺后，打著幫助昂山恐怖事件死者家屬的旗號，號令財閥捐款?，F(xiàn)代和三星都出了15億韓元，第七大財閥釜山國際只捐了5億。之后的一次晚宴上，從釜山趕來的會長因大雪遲到，全斗煥拍案離席，隨即宣布不再向其提供貸款，數(shù)周后，釜山國際因資不抵債宣布破產。

在威權政府的主導下，韓國成為了東亞模式的樣板工程。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也被視為“讓世界認識韓國”的絕佳機會。申辦階段，輿論幾乎一邊倒的站隊名古屋，后來舉辦權塵埃落定，時任韓國體育部部長李世基難掩自豪：“超級大國沒有做到的，一個發(fā)展中國家做到了，這是多么長國人志氣的事[11]！”

漢城奧運會開幕式，1988年

伴隨奧運會的舉辦，韓國人對未來的信心與憧憬也到達了巔峰。BBC一檔紀錄片中，一位受訪者放出豪言：在20世紀末，每個韓國人都能過上和英國中產階級一樣的生活[4]。但事實是，20世紀末的亞洲金融危機徹底摧毀了這幅欣欣向榮的藍圖。

由于政府長期為財閥提供隱性擔保，財閥往往只看規(guī)模和市占率，不及風險的盲目擴張，如果說三星跨界造車還算可以理解，那么汽車大王起亞搞起家政服務，就難免有些匪夷所思了。這些騷操作的結果，就是居高不下的負債率。

1995年，韓國前30家財閥平均負債率高達428%，而這些債務大多都是外幣。到1997年，韓國外債高達2000億美元，其中短期債務就超過1000億美元，而外匯儲備卻只有300億美元。

當東南亞的危機蔓延到韓國，崩潰變成了時間問題。韓國人民排隊捐金一時成為佳話，但以喪失經濟主導權為代價換取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（IMF）的550億美元貸款，也被韓國媒體拎出來，與朝鮮半島淪為殖民地的“國恥日”做對比。

1998年，韓國每個月就有3000家企業(yè)倒閉，每天都有4200人失去工作，失業(yè)率一度飆升至7%。危機過境，韓國人民損失慘重，而失去了威權政府作為制衡，受了輕傷的大財閥卷土重來，進一步改變了韓國的經濟結構。

在那本《韓國式資本主義》中，張夏成這樣描述財閥與小企業(yè)的關系：韓國的中小企業(yè)與大財閥的關系不是競爭關系，而是在現(xiàn)有的韓國經濟結構下，不可避免地發(fā)展成為大企業(yè)的轉包企業(yè)[7]。他還援引了這樣兩個數(shù)據(jù)對比：美國財富排名前100的富人中，70%是當代創(chuàng)業(yè)者，而韓國75%的富人都是繼承家業(yè)[8]。

如今的韓國，前十大財閥貢獻了超過80%的GDP，卻只提供了5%的就業(yè)。而躋身十大財閥的先決條件，便是進入SKY級別的名校。去年，還原韓國家庭對高考絕望性投入的電視劇《SKY Castle》在韓國大火，最后一集的大結局在韓國狂攬23.8%的收視率，擊敗《請回答1988》創(chuàng)下歷史新高。

《SKY Castle》劇中金句，2019年

延世大學社會學專業(yè)出身的奉俊昊，用一部《寄生蟲》把韓國人民的貧富差距展現(xiàn)得淋漓盡致：富人住山頂配有落地窗的別墅，窮人只能蹲在半地下室，窗戶還會沾上流浪漢的尿漬?！都~約時報》對這部電影的評價是“嚴肅、厚重、優(yōu)雅”。

有意思的是，《寄生蟲》折桂奧斯卡最佳影片，發(fā)表獲獎感言的卻不是導演奉俊昊，而是一位身材不高、略微發(fā)福、頂著一頭紅發(fā)的女子。她在眾人的歡呼聲中來到麥克風前，用一口流利的英文贊美了奉俊昊，感謝了支持電影的影迷，以及她的弟弟。

這個女人名叫李美敬，是《寄生蟲》背后的投資方CJ集團的副總裁，她的弟弟叫李在閑，是CJ集團的CEO，姐弟倆聯(lián)手掌控著價值41億美元的娛樂帝國。他們是三星創(chuàng)始人李秉喆的孫子和孫女。

彼岸彼時：誰偷走了臺灣的薪水

一個人的成功，需要考慮歷史的進程，但一個人的落寞，有時也是歷史的進程。

生于1965年的日本作家金子由紀子，在《不被理想束縛的生活》一書中這樣描繪：“我們的青春留在了昭和中后期的日本，那是一個芝麻開花節(jié)節(jié)高的年代。日本經濟在那個年代一路向上，人口增加，都市擴大，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……”

也正如野口悠紀雄當年對歐洲“黃金時代”的調笑，在經濟蒸蒸日上、處處高樓平地起的年代里，人們沒有理由去想象未來的生活會比當下更糟糕。而當經濟增長放緩，貧富差距拉大，“充滿希望的未來”成為了奢侈品，打工人應運而生。

2016年，TVBS拍了一部名為《誰偷走了臺灣薪水》的紀錄片，片中同為企劃崗位的父女二人，父親30歲時就拿到了3萬8新臺幣的薪水，三十年過去，30歲的女兒月薪是3萬9新臺幣，漲勢喜人。而當輿論批評這一代人“不敢吃苦”時，女兒的話一針見血：“恐怕是我們連吃苦的機會都沒有吧”。

在“東亞模式”的語境下，東亞經濟體高度依賴出口貿易，受經濟危機的沖擊也更為嚴重，隨之產生的，是更加懸殊的心理落差。

臺灣的經濟騰飛與日本非常類似：從60年代的紡織工業(yè)、70年代的化工業(yè)“十大建設”，到80年代以臺積電為代表的高新科技產業(yè)，在“勞動-資本-技術”的無縫銜接中，臺灣經濟在這三十年里刷出了平均高達9.4%的增速，島內建設一派火熱。

《廣場協(xié)議》簽訂后，臺幣也邁入瘋狂升值階段，1987年的外匯管制放開進一步推波助瀾，大筆熱錢奔向股市與樓市。

80年代的尾聲，臺灣股市上演了一出5年25倍的指數(shù)狂飆，狂熱時期，寺院僧人都忍不住染指凡塵，開始炒股，“勞動保險署”、“公共住房署”這些政府部門，更是到了下午股市收盤才開始辦公[1]。

伴隨股市長牛，臺北房價也刷出了一波4年5倍的矚目行情，1989年6月，臺北民眾發(fā)起了抗議高房價的“無殼蝸?！庇涡谢顒?，超過5萬人傾巢出動，出現(xiàn)了萬人夜宿忠孝東路的壯觀景象。

“無殼蝸牛”游行，1989年

1990年，出于日本經濟崩盤、臺幣停止升值、海灣戰(zhàn)爭等外部原因，加之最大地下錢莊鴻源的倒閉，內憂外患下臺灣股市傾瀉而下，上演了一場8個月跌去1萬點的行為藝術。但臺灣經濟卻在1992年殺了個回馬槍，人均GDP破一萬美元，成功跨過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

真正改變臺灣經濟的，則是兩次金融危機：1998年，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，重倉亞洲的臺灣全年貿易總額降幅達到8.9%，是過去40年里最嚴重的貿易衰退。2008年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再度重擊臺灣，曾經輝煌無比的DRAM和面板兩大“兩兆”產業(yè)接連受挫。

隨著大陸密集出臺液晶面板行業(yè)扶持政策，并調動上千億的資金押注京東方，臺資面板廠如今已徹底淪為三流。而在DRAM領域，美韓的三星、海力士、鎂光，合計占據(jù)市場近95%的份額，幾乎已經沒有臺灣企業(yè)什么事了。金融危機后，經濟的蛋糕非但沒做大，反而還被切走了好幾塊。

臺灣地區(qū)居民抗議高房價，2019年

2012年，臺灣《30》雜志發(fā)布了一組調查數(shù)據(jù)，臺灣30歲左右的年輕人中，占比首位的人生理想，是當小店店長。

“小確幸”自然也是一種精彩的活法，臺灣的購買力平價（即PPP）位居四小龍之首，高達5.7萬美元。23800新臺幣（約5500元人民幣）的基本薪酬，加之長期處于低位的通脹水平，使得島內服務業(yè)價格非常低廉。大陸游客的各種游記里，“臺灣物價低”幾乎是共識。

但如果縱觀整個臺灣經濟，會發(fā)現(xiàn)“小確幸”的基礎，實際上是重工業(yè)與科技企業(yè)打下的基業(yè)，能夠給社會持續(xù)提供稅收、福利和就業(yè)。但隨著臺灣在面板、手機等優(yōu)勢行業(yè)挨個被擊敗，互聯(lián)網和新能源等新興行業(yè)里的全面缺位，“小確幸”能夠維持多久，要打一個問號。

而在生育率新低、資產泡沫、貧富差距等諸多議題中，寶島也幾乎一個沒落下。2018年，臺灣地區(qū)以1.13的生育率坐穩(wěn)東亞墊底。而在人口密度只有東京和首爾一半的臺北，房價收入比卻達到32.23，超過首爾的20.67和東京的13.39。也難怪臺灣名嘴在節(jié)目里熱議：明星只有在大陸拍戲，才能回臺灣買豪宅。

早在2010年，臺當局為了鼓勵大家生育，決定用一百萬新臺幣獎金征集一條宣傳標語，最終獲獎的是一句“孩子，是我們最好的傳家寶”。大獎得主是當時32歲的臺中市單身女子張芝菁，接受《聯(lián)合報》采訪談及獲獎感受，張芝菁說，“我不敢生孩子，怕養(yǎng)不起。”

在臺灣，經歷過經濟高速增長、年齡60歲往上的居民往往被稱作“銀世代”，而成長于經濟增速放緩時期的年輕人則被叫做“悶世代”。2009年，“銀世代”的代表人物郭臺銘痛批“悶世代”后生缺乏奮斗精神：“臺灣有很多年輕人，以開咖啡廳為滿足，這樣的想法有些不可思議?！?/p>

8年之后，在國務院舉辦的“中國發(fā)展高層論壇2017”上，郭臺銘居然調轉槍口，痛批大陸的大學生“沒有實干精神，不愿意進工廠、上流水線”。那會兒的富士康正被大陸日益上漲的勞動力成本所困擾。演講結束后，郭董問了在場的工信部部長苗玗一個靈魂問題[28]：

“苗部長，請問有什么政策可以讓大學生下工廠？”

此岸此刻：東亞模式的宿命

20世紀80年代，西方世界對東亞經濟騰飛的解讀仍以新自由主義為底色，日本政府對此頗有微詞。作為世界銀行第二大股東，日本豪擲120萬美元，請世行專家研究日本模式成功的原因。

1993年，世行出版了針對東亞后發(fā)經濟體的研究報告，研究對象涵蓋日本在內的八個國家和地區(qū)，報告標題叫《東亞奇跡》，算是扭扭捏捏的承認了“政府主導經濟轉型”的益處[1]。

報告發(fā)表一年后，美國經濟學家保羅·克魯格曼(Paul Krugman)在《外交雜志》上潑了一盆冷水，稱日本并非“經濟奇跡的典型”，而亞洲四小虎更是“紙老虎”，與50年代的蘇聯(lián)無異。

"亞洲的繁榮是高投入創(chuàng)造的數(shù)量增長，而非效率提升，建立于浮沙之上，遲早會幻滅[2] 。"

1997年，亞洲用一場劇烈的危機和灰飛煙滅的財富驗證了克魯格曼的預言，世界銀行適時出版了一份新報告，題為《東亞奇跡的反思》?？唆敻衤鼊t再度出擊，稱亞洲的增長“主要來自汗水，而非靈感?！?/p>

世界銀行曾總結過東亞奇跡的共性——強勢政府主導型的經濟體制；出口導向型的外向經濟發(fā)展戰(zhàn)略；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方式；儒家文化為特征的社會文化；發(fā)揮后發(fā)優(yōu)勢，實現(xiàn)高速經濟增長。而縱觀東亞幾個主要經濟體，會發(fā)現(xiàn)它們大多都有兩個明顯的“經濟增速換擋”。

比如日本：

比如韓國：

比如臺灣地區(qū)：

戰(zhàn)后百廢待興、經濟高速增長時，全體民眾享受了收入的上升、低廉的資產價格、日新月異的基建和節(jié)節(jié)高升的國際地位。而每一次的增速換擋，往往都意味著無可避免的資產泡沫、逐漸拉大的貧富差距，和難以提振的生育率。在這種背景下，“打工人”橫空出世。

一代人享受發(fā)展的紅利，一代人承受換擋的陣痛。前一代人的汗水換來了奇跡與財富，后一代人的勤勞卻沒有同等的價值，這也許是“東亞模式”的一種宿命。

1994年，克魯格曼在研究日本經濟時曾夸過中國，稱“中國只要生產率水平達到西方的一部分，就會成為一個重要的經濟強國”。他樂觀的預計，到2010年，中國的GDP將達到美國的82％。表面上看，中國的千禧一代（1985年～1995年出生的人）將充分受益。

福利房、鐵飯碗、包分配，是千禧一代依稀的記憶，而筒子樓、蜂窩煤、玉米面也只是父母飯桌上的談資。2003年楊利偉在太空展示的中國國旗；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踏夜前行的禮花大腳??；2012年報道中國對全球經濟貢獻率超30%的新聞聯(lián)播，這是千禧一代的集體回憶。

當他們走向社會，迎接他們的有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、煥然一新的城市建設、日益提高的國際地位以及大量“即時滿足”的互聯(lián)網服務；但也有望而生畏的房價、全面蔓延的財富焦慮、資本家的有毒雞湯、先富人群的凡爾賽式炫耀，以及996和福報的無奈戲謔。

所以所謂的“打工人”，不過是在收入增長難以匹配資產價格漲幅之下，工薪階層的一種無力自嘲罷了。

尾聲：想做廢物而不得的時代

今年10月，人類學家項飆接受專訪時談及今年的熱門詞匯“內卷”，指出：“現(xiàn)在內卷的一個很重要的機制，就是沒有退出的機制，不允許你退出?！?/p>

項飆進一步解釋道：“所謂內卷性，不僅僅是說競爭激烈不激烈的問題，而是說白競爭，明明知道最后的收獲也沒有什么，大家還是要競爭……如果你退出競爭的話，你有道德壓力”，“因為整個社會的穩(wěn)定，整個社會的所謂發(fā)達都是靠這種白熱化的競爭維系起來的?！?/p>

一個健康的社會，自然應該鼓勵努力、勤奮、拼搏的品質。但一個包容的社會，是否也應當允許一個人選擇平凡、平庸甚至看起來碌碌無為的一生？

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。2003年，西安長安區(qū)文科狀元、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(yè)生陸步軒擺攤豬肉，引起軒然大波。等到11年后陸步軒靠賣豬肉身價過億了，才敢回到學校演講，但面對學弟學妹們他還是像在批斗大會上做檢討：“我給母校丟了臉、抹了黑，我是反面教材?！?/p>

15年后，陸步軒的北大學妹李雪琴回應網友：“念了北大，就不能當廢物了嗎？”這似乎讓人看到了一絲“多元化”的希望。但坦白講這種話聽聽就得了，不信你上網查查李雪琴的旗下公司，或者看看李雪琴的直播賣貨，就知道這種話用東北話來形容就是：可拉倒吧。

魯迅先生曾將中國歷史分為“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”和“暫時做穩(wěn)了奴隸的時代”。按照這種角度，以后年輕人應該會被分為“有資格做廢物的人”和“想做廢物而不得的人”。

對于后者，“打工人”就是我們的宿命，早點想清楚去搬磚，就能早點兒還得清這個月的花唄。

全文完。感謝您的耐心閱讀。

參考資料：

[1] 低欲望社會,大前研一

[2] 戰(zhàn)后日本經濟史,野口悠紀雄

[3] 下一個十年，消費崩盤的年代,松田久一

[4] 1964東京奧運會：留下傳說的一次奧運會，新世紀周刊

[5] 欲望經濟史，NHK

[6] Sexlessin Japan，BBC

[7] 三星職位成“香餑餑”韓國學生競相趕考，路透社

[8] 從亞洲“四小龍”興衰看中國轉型方向，長江證券

[9] 韓國財閥經濟對中國的啟示（二），虎嗅

[10] Seoul1988: Real life in the land of miracles，Simon Winchester 

[11] 夏季奧運史話，樊渝杰

[12] 漢城奧運：國家的拐點展現(xiàn)經濟成就和文明，鳳凰網

[13] 韓國式資本主義，張夏成

[14] 韓美創(chuàng)業(yè)投資24：71，東亞日報

[15] 裙帶資本主義，康燦雄  

[16] 臺灣股瘋：1986-1990，網易新聞

[17] 臺灣年輕人被寵壞了，新華網

[18] 若老人搞創(chuàng)新，臺灣就沒希望，中時新聞網

[19] 臺灣百萬標語女得主：結婚也不敢生，聯(lián)合早報

[20] 臺灣經濟發(fā)展通論，李非

[21] The East Asian Miracle :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, World Bank

[22] The Myth of Asia's Miracle, Paul Krugman

[23] 克魯格曼：五年內中國經濟會遇上“大麻煩”，國際金融報

[24] 從躺贏的60后到負重的00后，中國人口紅利已發(fā)生巨變，高利民

[25] 王石口述歷史：聽聽朱镕基總理當年怎么談房地產，封面

[26] Millennial Myths and Realities: Full Report, Ipsos MORI Thinks

[27] 2017四地華人青年翻轉力大調查，遠見雜志

[28] 郭臺銘霸業(yè)，楊艾俐

[29] 人類學家項飆談內卷，澎湃新聞